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工合

【编者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1938年，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成功典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晶，也是中国成立最早，具有经济性、统战性、国际性、综合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中国工合的历史性贡献，得到了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中国工合秘书处研究整理了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工合事业的资料，将在中国工合公众号上分期刊发，以飨读者。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中国工合两位主要创始人斯诺（右三）、艾黎（右二）和马海德（右一）

1938年8月5日，由国际友人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以及众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发起，由宋庆龄同志作担保人、国共两党高层要员参与组建领导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它是在抗战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而生的群众性生产救亡运动，以“建设经济国防，支持长期抗战，发展民族工业，实行民生主义”为使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振兴经济、救国救民的共同愿望，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群众运动，得到了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蒋介石、宋美龄先后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宋子文先后任理事长。国民党方面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蒋廷黻、杭立武、张治中、俞鸿钧等,共产党方面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各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朱学范、胡愈之、沙千里、卢广绵、莫德惠、陈文渊等都参与了中国工合的组建与领导工作。

毛泽东主席对工合运动表现出极大热情。当“工合”运动发轫之时，斯诺曾致信毛泽东，对“工合”作了全面的介绍，于是毛泽东和边区的其他领导人便开始注意到“工合”这一新生事物。1939年在延安召开的生产会议上，不仅采纳了中国“工合”协会的有关章程，还决定在延安建立一个“工合”指导站，并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艾黎（左一）在延安工合办事处的窑洞外留影。

路易·艾黎是工合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毛泽东于1939至1940年曾三次在延安接见他。1939年2月，路易·艾黎首次访问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会见，毛泽东对艾黎所从事的工合事业很感兴趣，并给予积极的支持，后来艾黎向林伯渠、曹力如提议在延安设立工合事务所，并积极协助时任边区银行行长的曹菊如进行筹备。3月26日，经当时负责中央财经领导工作的李富春的批准，工合延安事务所正式成立。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任延安工合事务所的主任，边区政府建设厅工矿科科长孙齐东主持日常工作，工合发给延安事务所投资资金2万元(法币)和开办费1500元(法币)，每月拨给300元(法币)办公，(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这样延安工合就初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见中国工合创始人斯诺

 

1939年9月23日，斯诺以工合代表的身份前来延安，对延安事务所的工作给予指导，并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毛泽东在听取斯诺关于工合运动的发起、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组成以及海外资金筹备委员会等项情况汇报后，发表谈话表示：

“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地区无所作为，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的欢迎，我们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几层目的：1)阻止敌货从被占领区向游击战争农村根据地的渗透；2)利用中国的原料和资源为我们自己的工业服务，防止日本之掠夺；3)创立游击战争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根据地，以支持持久战；4)培训失业人员和不熟练劳工，使日本不能利用他们来反对我们；(5)供应农民以所需的工业品来交换粮食，维持农村的繁荣。”(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285页。)

时任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刘景范回忆说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进一步“完善了艾黎提出的与边府建设厅合作科合作，推动各种合作事业，为生产、边防、医药、消费、信用、供给服务等工合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并推动他们一步一步在延安的发展。”(张志强．“工合”延安事务所[M]．延安文史资料：第三辑，1986．)

1939年9月25日，毛泽东主席专门致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先生，对该会在帮助中国抗战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深表感佩，并热情欢迎“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

毛泽东主席致何明华的感谢信（英文版）

毛泽东主席致何明华的感谢信(中文版)

尽管当时边区的工业还很少，但毛泽东认为，它的数目虽小，意义却非常远大，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他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而不是手工，“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任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38、239页)为此，1940年(2月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闭幕式上致词中对工合运动的重要性再次作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大力发展之。他指出：“从现在起，我们在合作运动中首先应着重工业单位，他们有许多重要的任务，但是最急切的一个是要使边区每个县市，都创办一个工业合作社”。希望更多的作家、文化工作者能参加到合作事业中，去学习和帮助他们。(毛泽东在1940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闭幕式上致词，《中国合作经济报》，1986年1月1日)

1940年初，毛主席还从延安派刘鼎、陈康伯、黎雪、赵一峰等同志到宝鸡等地，推动西北“工合”工作的开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们建议西北工合要坚持民主办社，并应在陕甘川交通要冲、秦岭环绕的双石铺发展一些较重要的基础工业。这些意见凝结着解放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有利于加强西北工合的薄弱环节，受到了西北工合的重视并被采纳。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再加上延安事务所的努力和边区政府的大力扶持，工合运动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蓬勃发展起来，从1939年4月延安事务所开始工作，到1940年12月先后组成29社，股金135000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到1942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了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拥有的工人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工合工人的总和。”(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286页。)成为全国工合的一个典范。

1942 年12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第五章中“关于发展合作社”中用翔实的数字说明了边区工合运动的成绩：

“就生产合作社说，1939 年起，经过政府的提倡与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办事处的帮助，建立了10个生产合作社。继而有一些资本较大的消费合作社也兼营生产合作社业务。到1942 年10 月止，由10个生产合作社增至50 个；从事生产的员工，由199人增至563人；股金由11130 元增到2941600 元；每月生产总值，由6 万元增至230 余万元。”

尽管延安工合资金严重短缺、设备非常简陋、技术相对落后，但对边区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促进了边区工农的发展，增强了边区抗战的物质力量，繁荣了边区农贸市场。抗战时期的延安工合运动为我党以后发展合作经济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解放后，1952年6月，毛泽东主席专门寄请柬来邀请艾黎参加国庆观礼，并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60年毛泽东还专门设家宴款待中国工合两位主要创始人路易·艾黎与埃德加·斯诺，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工合运动的历史作用。

 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大典上，毛泽东主席特意邀请中国工合创始人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 

 

      “工合”在民族危亡中崛起，在国家艰危中创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奋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挥积极作用，虽历经艰辛，却硕果累累。作为由无数国际友人、革命先辈精心呵护并为之奋斗的进步事业，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80余年中，中国“工合”发挥了其应有的、不平凡的作用，赢得了党和国家历届领导同志的赞扬和肯定。